第31章岚山与诗碑

1918年7月上旬，继在同年3月参加东京高等师范的招生考试未果之后，再次参加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只是又以日语“会话不好”等原因落榜。当时，他的心情很不好，尽管新中学会的会友给了他不少安慰，他还是决定回国休息一段时间。

1918年7月底，取道朝鲜半岛回国，在天津家中住了一个月后，他又回到日本，大约在10月份，新中学会在早稻田租了一所较大的房子，约有十七八间，作为会员宿舍，取名“新中寄庐”，约定除确有困难者外，会员都搬到宿舍居住，过集体生活。为了锻炼劳动、生活和养成节俭习惯，约定凡宿舍内一切清洁卫生、烧饭、洗碗等生活事务均由会员轮流担任，不再雇用任何人；发扬经济互助精神，就餐实行一饭一菜制度。搬进新中寄庐后，与大家一同过起了集体生活，“炊爨洒扫皆自为之”。1918年冬天，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天津水产学校校长孙子文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等人访问美国归来，路过东京，曾特意到新中寄庐参观，并与新中学会会员共进午餐，那一次的饭菜，就是由和马洗凡、李峰等新中学会的会员自己烧的。这给张伯苓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热情称赞、马洗凡等新中学会会员在新中寄庐过的这种集体生活，是新中国、新社会的开始。那时，在经济上比较拮据，通过新中学会这一组织，不仅在生活上得到了较大资助，同时也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会友。

到日本留学，除了想考学深造外，主要想了解日本的社会情况以及世界的“新思潮”，掌握“哲学思想”和“科学的能力”，以便日后归国积极从事救国运动。他曾在日记中写道：“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为此，在紧张的学习备考之余，他常常到位于神田区北神保街的中华青年会馆，日文报纸和书刊，还经常由国内寄来的《新青年》和南开中学学生自己出版的《南开思潮》等刊物。1918年春，日本帝国主义趁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之际，与段祺瑞政府秘密谈判《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政府的侵略图谋和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广大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抗，史称拒约运动，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前奏。消息传到日本，中国留日学生群情激愤，在5月12日组织了留日学生救国团，号召中国留日学生罢学回国。密切关注留日学生这一斗争，在日记中记了不少当时的斗争活动情况。3月25日中日两国谈判和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互换公文，4月3日他得知消息，并在日记中感慨：“阅英文报，得知日政府又提二十条于中国矣!”

入住新中寄庐后，的思想日益活跃，已经不再怎么在意能否进入哪所日本的高等院校官费就读，而把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倾注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上去了。到1918年下半年，随着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在世界各地开展，日本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一些马克思著作被翻译成日文出版，报刊上也不时有评介文章发表。而在国内，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也开始致力于俄国十月革命划时代意义的宣传，着手评介、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和《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这一切促使的思想开始发生较大变化，逐步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在日本总计生活了约一年半时间。1919年的春天到来之后，他毅然决定，不再滞留日本，而“返国图他兴”，投考母校新建立的南开学校大学部，回国寻求革命的真理，探索中国新的革命道路。在回国前写给友人的信中，他激愤地写道：“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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