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一扇窗

四、寻找出路

一年多来，尽管尝试过好几次，找不到地方干事，马只能闲呆在家，她很烦躁。

两个哥哥还有同院子里的知青，逢年过节时从农村回到家里，有时摆起农村的趣事，让她多少有些失落。她并不向往农村的生活，但知青生活中毕竟还有些新鲜东西，而自己生活中却没有一点新意，啥都不让干，生存的空间是那样。这一点是她原来不曾料到的。

当初动员上山下乡时，工作组对她的当众批斗，她并不畏惧，反而坚定了她不下乡的决心。随着户口被下，暴风骤雨般的动员浪潮过去了。如今这种外在的压力消失后，内在的抵抗力也没有了，她内心有时反而感到空虚。自己常问内心，当初不下乡的考虑是否周到，内心也是很纠结，有时觉得对，有时又觉得不对。内心虽然在摇摆，但天平的砝码还是倾向不下乡，所以她在行动上还是坚持不下乡。工作组她们家是剥削家庭，就更应该下乡去。对此她内心深处尤其反感，心想难道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我就该跟着倒霉？我又没有干啥剥削的事，为啥要把这笔账算在我头上？这是啥逻辑？这是她心中最重的一个砝码，而这砝码倾斜在不下乡一边。

她听母亲讲过，她们姊妹都靠她挣钱养大的，母亲也是靠劳动吃饭的。马家曾经是有钱人，到马父这一辈已经衰败。马父大学毕业后，不愿意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事，加上身体不好，没有重振家业的精力，靠变卖家当过日子，日子也很拮据。到难以为继时，马大娘只好找事干，当会计挣钱养家。解放后，按划定成分的政策，像马父这种年满岁又无职业者，就该是剥削阶级。为此，马父觉得憋屈，私下对马大娘，我要是在国民党政府中干事，肯定就算我是伪职啥的，这没干事又成了剥削阶级。终日郁闷，没几年，久病的马父去世，全家人的生计担子就压在马大娘肩上。后来马听马大娘过，其实到解放时，家里除了居住的三间房外，啥都没有了。

马大娘跟王大娘有着同样的经历，又是邻居，所以两家人关系不错。王大娘对马家情况很了解，她也从不介意马家的阶级成分问题。

马兹青的两个哥哥，一马二马学习都很好，却只能在一个偏远的中学读书。当两个哥哥报名下乡，问到她去不去时，她不想去。一马和二马异口同声地：不想去就不去吧。对她表示了支持。两个哥哥下乡后来信仍支持她不下乡。二马在来信中，乡下比我们原来晓得的更恼火，能不下乡就不要下。一马在来信中，他们选择下乡，是不愿意让母亲处境更艰难。而你既然已经选择了不下乡，就不要下乡。母亲身体不好，也需要有人照顾。就算替我们也尽一份照顾之责吧。

马大娘是几十年的老会计，认识一些人，跟她找了一个临时会计的差事。马晓得这临时工作也来之不易，干得特别卖力，一个月下来，账目是毫厘不差。不单如此，每天马早到半个多时，把办公室打扫干净，又把水瓶打满水。领导和其他人都对她很满意。正在马安心下来时，不到两个月，就不让她干，也没具体原因。单位本来就是临时性的，要你干就干，不要你干就回家。马大娘后来跟她，有人你是没下乡的知青，单位管事的人自然不愿意背一个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

隔了一个月，马大娘通过认识的人，又找了一个活路，是给仓库保管员当下手。马不掌管钥匙，只干一些杂务。保管员是一个上了一点岁数的女职工，原在车间，大病后复工被安排到仓库，也是单位的一种照顾。活路并不重，职工来领物品时，帮着取出并作登记，一周清点一次，看存货与账目能否相符。马干得心谨慎，也很卖气力。重些的材料，不等保管员发话，就抢在前头干。保管员很满意她，心里，有这女娃这里干，自己就省不少心，省不少力。有一次她很感慨地：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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