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2-01-05

在明末经济繁荣的江南，正是资本主义出现萌芽的时期，尽管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无序而又混乱的，但大量的民间资本使得商人成为一个新型的社会阶层，比如以崇明高氏为首的大海商，以及以江阴商人程璧为代表的徽商，这种资本力量在经济发展上需要引导，在政治上需要给予相应的社会地位，而不是明末重农抑商、视经商为贱业、动辄海禁扼杀商贸的国策。

高旭的同盟会，正是吸引了这股商业资本，他才筹措到大量的钱粮用于同盟军的扩张。而且，高旭自己身为崇明高氏的少主，也是大海商的代言人。

明末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为高旭既定的重商主义方针，提供客观的前提条件。唯有奉行重商主义，才能打破闭关锁国，才能有逐利的驱动力来进入大航海时代，与西方的殖民者争夺世界性的诸如南海、澳洲、美洲的全球资源，而不是大家关起门来窝里斗，好不容易大一统了，便以天朝上国自居，又进入固步自封的循环。

除了经济上已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环境之外，而在政治上，摄政王多尔兖一道剃发令，又为朴素的民族主义的萌芽提供了条件。自秦代以来，无数的王朝更替，只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乏有异族入主中原，但都没有要求百姓剃发的昏招。但历史上证明，摄政王多尔兖这一招并不昏，在这个时代，发冠犹如一道处女膜，一旦捅破之后，就让这些满清鞑子奴役了华夏二百七十多年。并且这种奴性阴魂不散地持续到高旭所处的那个时代。

既然来到这个时代，身为后世人的高旭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民族的沉沦从眼前开始？！

这是一个大厦已倾的时代，也是一个破而后立的时代。

如果高旭没有亲身经历过江南这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反抗剃发令运动，还真的难以置信这些大明百姓视发冠比性命还要重。因为这种民族性骨子里的特质，在他的时代早已遗弃了。

他身临其境时，他才感同身受。

他感受到一个民族久违的血性与坚持！

这种观念曾经使当时来华的葡萄牙商人惊诧万分。他们无法理解，女真鞑靼侵占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忍了，霸占他们的江山，他们也忍了，只是要剃他们的头发时，他们终于不忍了。他们为了发冠而誓死抗争，血战至死也在所不惜。

这些西方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不知道在这发冠之中，有着一个民族的传承，有着一个民族的尊严！

而满清鞑子却是要阉割这份传承，这份尊严！

当江阴首倡的“头可断，发不可剃也！”时，正是一个民族为尊严而奋斗的先声！

正因为在这样的先声之中，高旭才能顺应时势，以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把朴素的民族主义观念深入人心，把这些捍卫尊严的反抗力量聚沙成塔，才把钱谦益口中所谓的“三吴之地，民风柔弱，不须大兵征讨，传檄而定”的江南，成为成千上万的满清铁骑的葬身之所。

所以，高旭以重商主义调动这个民族的进取心和开拓精神，把江南百姓在反抗剃发令中所形成的朴素民族主义，升华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源动力。

但是，在这个留发不留头、活人不及死人香的时代里，如果将来有朝一日，牺牲无数的英烈，终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后，难道又要把这个民族禁锢在极端的皇权下，在破与立之间不断轮回的怪圈当中么？

高旭当然不愿意。

但幸好这个时代有他需要的一切东西。

除了明末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让高旭有了实行重商主义的土壤，以及反抗剃发令让高旭能够倡导近代朴素民族主义之外，还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也产生的反对封建**的思想。比如明末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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