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脱脱的庇护后，宽彻普化行事愈发肆无忌惮，倚仗宗亲的势力，恣意横行，湖北廉访司的官员曾多次向朝廷上奏他的罪责，脱脱为了巩固自己在贵族勋贵中的地位，就将这些奏章都替他挡了下来，不予上报至正帝。

宽彻普化生有六子，分别名为别帖木儿、答帖木儿、报恩奴、接待奴、佛家奴、和尚。此时在他身边的只有大儿子别帖木儿和二儿子答帖木儿。

见父亲满面愁容，别帖木儿出言道：“父王，这些年汉人百姓总是不消停，四处生乱，现在居然都敢到我们眼皮下面撒野了，这次必须给他们些教训。”

老二答帖木儿摆摆手道：“大哥，不过一群贼人而已，哪里入得了父亲的法眼？父亲不过是担心生乱的消息传到大都的皇帝耳中罢了。”

宽彻普化看着两个精神焕发的儿子，嘴上虽然不说，但心却想着儿子们倒是学会替自己分忧了，颇感欣慰，于是答道：“你们说的都不错，这些汉人嚣张的气焰必须尽快扑灭，更不能因为此事再让地方和朝廷的官员借机诽谤我们。吩咐下去，集结人马，准备镇压反贼。”

“是，父王。”两兄弟领命而去，想在此战中立些功劳，方便日后加官进爵。

各地义军起义能够成功，除了凝聚民心和精密筹划以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是驻守在各地的元军和将领都没有很好地进行应对。

这一点可以说从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彭莹玉第一次在袁州带领周子旺和况普天发动武装起义时起便初见端倪。

在至元四年再到至正八年（公元1348）方国珍啸聚海上的这十年时间里百姓动乱的例子也有很多。

在元朝统治者看来，对付他们的手段无外乎两种：一是整合军队，血腥镇压；二是许以官职利益，进行招安。

这两种手段在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这个重要年份得以充分体现。

以至正帝为首的政治集团在这十年里，逐渐失去当初的雄心壮志，皇帝的逃避和纵容使得元廷纲纪愈发松弛，官军毫无战力。

在这样的时刻下，元廷镇压动乱的手段还是老样子，可揭竿而起的义军却已经今非昔比。

招安是看起来一本万利的手段，不费一兵一卒，只要地方官员从自己的指甲缝中抠出一丁点利益让给作乱之人，便可以接触祸乱，并因此取得不小的功劳和政绩。

将这个招数用得最好的莫过于达识帖睦迩，他在至正九年任湖广平章政事时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招谕沅州、靖州、柳州、桂阳等路暴乱的少数民族一事，做得的确十分漂亮。

可也正因为招安的手段历来好用，在面对方国珍时，元廷在他身上才吃了大亏，毕竟此前元廷应对的义军没有文瑄这样的高人在背后坐镇。

反观元廷在面对韩山童、刘福通、彭莹玉等真正有组织、有威胁的派系军队时，则会采用第一招——集结正规军队，血腥镇压。

只可惜在对红巾军的初次镇压中，因为赫厮、秃赤、徐左丞等为首将帅的昏聩无能，酿成了阿速铁卫近乎全军覆没的惨状。

吸取了这些经验教训以后，元军上下虽然仍没有将红巾军放在眼里，但也知道他们比以往作乱的百姓都要难对付一些。

为对付北方的刘福通，以脱脱为首的朝廷派出了御史大夫兼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卫王宽彻哥、先锋巩卜班这样的豪华阵容，南方的徐寿辉一众则由威顺王宽彻普化着手应对。

徐寿辉之所以能立即响应刘福通，原因大多在于彭莹玉倾尽全力的帮扶。

可以说徐寿辉的嫡系只有早先追随的倪文俊和投奔旗下的邹普胜二人而已，而其中最支持他的邹普胜也是彭莹玉的徒弟。

如此一来，如何能够服众便成了徐寿辉最头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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