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高层的位置上看问题，往往能够将问题看得更清楚一些，这不仅仅是说能够站在这个位置上的人，都是英明睿智之人，同时也是因为一旦到了这个位置上，能够牵绊他们的单纯利益已经很少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再加上拥有非常可观的情报资源及取道，想要客观地看问题，其实是比较容易的，也正因为自己的利益其实就是全体国民的利益，所以才能够理顺各种关系，做到有选择姓地判断。

在如何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这个问题上，以谁为重以谁为轻这个问题上，其实是不需要多说什么的。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由于价格的双轨制，便出现了普遍的倒卖。一类是官办的“民营”公司进行疯狂的倒卖活动，但倒卖获得的利润，姓质上仍然属于官有，对其进行私人占有的基本途径是两条，一以承包的名义，一是贪污。

另一类是私人投资戴集体帽子的伪集体、国营公司。

那时候新兴的乡镇企业迫于被排挤在原材料计划之外，既是原材料倒卖活动的最后接受者，有时自己也进行倒卖。同时，社会上也涌现出了无数的掮客，有十亿人民十亿倒之说。

在这一过程中，贿赂和介绍贿赂之风大兴，即通常所说的回扣风。

这样，中国就出现了一批倒卖型私人资本，贪污积累者，受贿积累者，介绍贿赂积累者。在八十年代末从事的反贪侦查中，有过大量的事例。

但是，这些私人资本本质上并不是民营资本，他们积累的根源是官营资本，是依靠国家、集体资本向民营资本的转换，因此，他们的罪与其说是民营资本的罪，不如说是官营资本的罪，是权利及其权利关系的罪。

进入九十年代后，又出现了一批通过金融活动或金融艹作积累的十万、百万级以上的私人资本。一种是通过购买股票认购证和股票发财的人，他们并没有罪，有罪也是中国股票市场本身幼稚的罪。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不但有罪，而且罪孽深重，他们利用银行的不规范和银行官员的受贿行为，以集体企业的名义套取巨额银行贷款，然后把资金转移到个人或自己的私人企业名下，由集体企业继续承担银行债务。

这种情况的本质是贪污，与贪污者的官方权利紧密相关，因此，其罪仍然是职务犯罪，是官商罪，不是民商罪。

一九九二年邓公南巡之后，国内的私人资本迅速涌现，比如说范无病也是此时从美国返回国内来大搞发展的，这也是国内经济腾飞的一个新起点，对于整个改革开放的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

这时候的私人资本成长快速，其原因也有很多。

从罪而言，主要有这样一些情况，受贿、共同受贿、介绍贿赂。

比如说当年号称某市的第一私人企业家的人，他在九十年代中期的资产号称有两三千万元，他原来的职位是负责原油供应的干部，自己说是受贿太多了，怕暴露后被枪毙，便辞职办了工厂。

还有一个组织私募基金艹作股票的人，仅在燕京就有两套别墅，在上海有四、五套别墅和高档住宅，声称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花钱了，他原来是国务院某部委管进出口批文的，在位置上积聚了大量钱财，然后见好就收做股票，而选择做私募基金也是因为里面有人，通过给里面的人干股保证赢利。

还有就是贪污、挪用公款经营后积累资本、利用官方职位所拥有的资源扶植亲属或可靠的人士进行经营，时成熟后脱身明确自己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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