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情况，中央对于地方的情况并不是很清楚，由于文革时期的影响，地方上的很多事情都已经糜烂了，此时中央想要恢复权威，依然是离不开地方的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地方大员的身份地位，那是实实在在的，在中央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也非常受到高层尊重的。

究其原因，不外就是地方政斧自己掌握了财权事权，而中央政斧则需要依靠地方政斧的收入过活，依赖姓太强。

在这种包干制下，地方政斧与中央政斧博弈，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地方政斧有信息优势。尽管每隔几年中央都要修改一次承包额度，根据情况不断地上调地方上交中央的比例、基数，但还是搞不定地方政斧。

这就是所谓的地方政斧预算外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甚至还敛取有大量不合法的制度外收入，地方政斧越做越强，越做越有钱，就出现了所谓的诸侯经济。

当时的诸侯经济确实存在，但是诸侯经济不一定就是不好的经济，虽然地方保护主义就是不好的一面，但诸侯经济也有其好的一面。

地方政斧的竞争就是中国奇迹发生的一个原因。

当时的中央决策层的御用经济专家们提供的报告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假设地方政斧是恶的，即自利取向的，中央政斧是善的，即利他取向的。

但无论是地方政斧还是中央政斧，都有扩权逐利的内在冲动，主要还是内部制衡和外部约束制缺失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假设两者都是恶的，然后考虑国内所需要的政斧权力制衡规则。但他们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觉悟，而是认为如果让地方政斧继续这么做下去的话，那么中国就会像南斯拉夫那样解体。

事实上不能这么看，如果真的导致解体的话，那是军事上出问题，中央政斧只要能养得住和控制住军队，能够掌握地方政斧大员的升迁任免权，地方政斧搞解体，是不可能的。

国内这种大一统的垂直型体制，显然对中央掌控能力的减弱有一种天然的恐惧。

当时中国正处在转型阶段，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尤其是养了很多亏损的国企，所以九十年代初期就提出了抓大放小的策略，此前一些地方已经悄悄地搞了地方国有企业的改制。一九九二年前后有大规模的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一九九七年前后又搞了第二次，这两次结束了之后，基本上乡镇集体企业就剩余不多了，基本上能改的都改得差不多了。

当时的改革动力就是源自政斧从企业获取的税收收入和利润以及政斧的企业管理成本的综合考量。亏损的国企，地方和乡镇集体企业，不仅要财政上补窟窿，而且还要养这么多人。

然后政斧就发现发展私营企业就很好，一点负担都没有，还可以坐享其成，仅收税就行了。当时甚至还出现了即使乡镇企业、国企搞得好，也卖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民营化成为了各地政斧制度竞争的工具，还变成了地方政斧官员标榜思想解放、政治开明和吸引外来资本的形象工具。

从税收分配和分成看，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斧把税收的大头和一些最易征收的税种都上收了。地方政斧只拿到不足百分之五十的财政收入，但却要承担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支出责任，事权与财权严重不匹配。

这部分地方预算内收支缺口主要通过中央的转移支付来解决的，对于中国这种巨型的转型国家来说，绝大部分支出历来都是地方发生的，中央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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