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言一出，满朝皆笑，这官员再看仔细一些，确实是“冯京”，自己闹了个大笑话，登时红了脸。其实这时候的书写习惯是自上而下，自右而左，并不容易看错，奈何这天唱名官实在起得太早——寅时没到就起身准备了，那时候连公鸡都没起身。年岁又大，老眼昏花，一时间看错也是正常。也因为这一段趣事，冯京的声名更大了。民间也适逢其会，编撰了一个故事，讽刺权臣张尧佐阻挠元绶新政，后来张尧佐真的就被贬到了黄州，看“明日黄花”去了，更是成为一时美谈。冯京是个牛人，而且牛到了最高处，不论才学还是德行，都十分受人尊敬。但鲜少人知道，冯京的家庭，并非耕读出身，而是商贾出身。咦，不是说先前商贾不能为官吗？这说起来就一匹布这么长了，长话短说的话，要归功于这个时代的“户口本”——户籍制度。如果户籍上，写明你是“行籍”的话，你才是商贾出身，要不你就是“良民”。大顺朝关于商人的政策可以归纳为行会政策、牙人政策、行商政策等方面。要在城镇设立商铺，就必须加入到行会中。而商人一旦加入行会，就名列“行籍”，就像手工业的“匠籍”一样，商人一旦被纳入了“行籍”，不仅本人难以逃脱，还要累及子孙——这主要是为了保证有足够的行户承担官府的科配差役，但到了后来科配差役已经名存实亡，可“行籍”却是一直保留着，就好像被贴着标签一样。实际上，在大顺也不是只有加入行会的“行人”才是商人。一般情况下，朝廷对于外来客商、进城买卖的农民以及城市中大量从事零星买卖的小商稗贩，是不用行会组织形式加以控制的，抽税也极为低廉，前为百税三，后为百税二。在后世，这种小商小贩常被称为“违法占道”，要被城管打死，但在大顺，朝廷却鼓励其摆摊谋生，并予以帮助，解决土地不足的问题。但这也是元绶年间的事了，新政以来，农税降低，但商税普遍提高了，普通商贾都是三十税一，关税则是十税一，要是出口糖一类的话，更是去到了五税一。为啥？要知道，西方诸国那边还在舔蜂蜜，大顺的精致白糖却只要一文钱一两。在南方，甘蔗的种植已经很普遍了。更发展到了深加工蔗糖的一步，海贸带着白糖去西方的话，几乎没落地就被人抢光了，而且价格是一两白糖一两黄金！如此暴利的行业，抽税自然多了。元绶时，入了“行籍”的商贾，严禁参加科举。幸亏冯京曾祖冯碧举家南迁粤西之宜山龙水，取得了农籍，后来祖父因去漠北郊游时看中江夏，落籍江夏宜州，才有后来宜州三元冯京。冯京也对宜州感情很深，进士宴会上，元绶帝问起冯京家乡情况。冯京自豪作答：“吾乡头戴平天冠（天门拜相山），脚踏万年河（龙江）左手攀龙角（龙角山），右手搬骆驼（骆驼山），前院九龙来戏水（九龙山），后院龙尾通天河（天河县），日间千人朝拜（千人到宜山庙上香），夜里万盏明灯（从破漏茅屋顶看见万颗星星）。”皇帝听得兴致勃勃，哈哈大笑曰：“好家乡！宜山真是地灵人杰的好地方啊！”没看错，就是地灵人杰。为什么说地灵人杰呢？皆因这是一个风水术语，认为先祖骨骸能发庇佑子孙发迹，古时多土葬，所以地灵是因，人杰是果。历朝历代以来，商贾都是被鄙视、被侮辱、被抢劫的对象。哪怕到了大顺，千余年来遗留的痼习依然限制商人获得高位，但冯京却不同，他由一个商人步步高升，靠的就是大智慧。冯京早年贪玩，有时深夜不归。一次被巡夜的街卒拘留，当时的武昌郡守王素极力为其开脱，将其释回。后来冯京奉使关中，王素正在渭地帅兵，两人见面，酒宴甚欢。冯京作诗赠王素，中有句云：“吞炭难忘当日事，积薪深愧后来思。”这意思说，即使改变了面貌声音，我也忘不了当年被街卒拘留之事；即使后来居上，我也为难以报答你的大恩而惭愧。人年轻时，血气方刚，不拘小节，容或有之。待到贵显之后，按常人言之，提起从前的过错尚不愿听，哪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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