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礼，殷勤而重之，裴頠之于礼，任意而忽之。是则頠贤于仲尼矣。以斯观之，裴氏之子以不达而失礼之旨也。余窃不自量，颇有鄙意，据理寻义，以求其真，贵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礼传，考之以训注，博采先贤之言，广搜通儒之说，量其当否，参其同异，弃其所短，收其所长，推义察图，以折厥衷，岂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

凡论明堂之制者虽众，然校其大略，则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则据周礼考工之记以为本，是康成之徒所执；言九室者，则案大戴盛德之篇以为源，是伯喈之论所持。此之二书，虽非圣言，然是先贤之中博见洽通者也。但名记所闻，未能全正，可谓既尽美矣，未尽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当否，便各是所习，卒相非毁，岂达士之确论哉小戴氏传礼事四十九篇，号曰礼记，虽未能全当，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贤，亦无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颇有明堂之义，余故扌采掇二家，参之月令，以为明堂五室，古今通则。其室居中者谓之太庙，太庙之东者谓之青阳，当太室之西南者谓之明堂，当太室之者谓之总章，当太室之北西者谓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夹房，谓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遗像耳。个者，即寝之房也。但明堂与寝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随事而迁耳。今粗书其像，以见鄙意，案图察义，略可验矣。故检之五室，则义明于考工；校之户牖，则数协于盛德；考之施用，则事著于月令；求之闰也，合周礼与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虽乖众儒，傥或在斯矣。

考工记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谓记得之于五室，而谬于堂之修广。何者当以理推之，令惬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盖所以告月朔、布时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营构之范，自当因宜创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义。且四时之祀，皆据其方之正。又听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请施政及记，二三俱允，求之古义，窃为当矣。

郑康成汉末之通儒，后学所宗正，释五室之位，谓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维。然四维之室既乖其正，施令听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弃而不顾，乃反文之以美说，饰之以巧辞，言水木用事交于东北，木火用事交于东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当从其，用事之交，出何经典可谓攻于异端，言非而博，疑误后学，非所望于先儒也礼记玉藻曰，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郑玄注曰：“天子之庙及路寝，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国之阳，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卒事，反宿路寝亦如之。闰月非常月，听其朔于明堂门下，还处路寝门终月也。”而考工记“周人明堂”，玄注曰：“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郑注。然则明堂与寝不得异矣。而尚书顾命篇曰：“迎子钊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寝矣。其下曰“大贝贲鼓在西房”，“重之竹矢在东房”，此则路寝有左右房见于经史者也。礼记丧大记曰，“君夫人卒于路寝”，小敛，“妇人髽带麻于房中。”郑玄注曰：“此盖诸侯礼，带麻于房中，则西南。”天子诸侯左右房见于注者也。论路寝则明其左右房，言明堂则阙其左右个，同制之说还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奋笔而争锋者，岂不由处室之不当哉

记云：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虽便班、倕构思，王尔营度，则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则三室之间，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岂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负扆以朝诸侯之处，而室户之外仅余四尺而已哉假在俭矣，为陋过约。论其堂宇则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则未惬人情，其不然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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