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陕西大规模民变以来，大明朝中对弭平流寇的态度始终分“剿”、“抚”两派。崇祯帝性格刚烈，即位后一直奉行“剿杀为主”的策略，故此坚持强硬剿贼的地方官员诸如洪承畴、卢象升、陈奇瑜、孙传庭等文武均先后受到提拔重用。在朝中，亦有以杨嗣昌为代表的鹰派朝臣得受宠信。

去年四月，因张献忠、马守应及罗汝才等流寇东犯乃至南直隶，朝议皆以为要剿平流寇，必须先困其势，一如提壶打水，若壶破水溢，则覆水难收。杨嗣昌殚精竭虑，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作为“大举平贼”的指导性方针。大体计划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此外更有总督、总理随贼所向，专事征讨。

早在万历四十六年九月，由于辽东军费用度激增，朝廷便决议在每亩田地原有征收定额的基础上，加派三厘五毫。次年十月，又加派三厘五毫。至第三年三月，再加派二厘。三年累加每亩加派九厘税银。到了崇祯三年，时任兵部尚书梁廷栋请“乃于九厘外，亩复征三厘”，如此一来，截止本年，只辽饷一项，便增加至九百万两。

而今明廷因此“十面张网”之策需增兵十二万，兵费腾升。故而在崇祯十年改因粮为均输，照旧粮额每亩加征**，每石折银八钱，并加征银一分四毫九丝，全国上下合为三百三十万两，称为“剿饷”。

辽、剿二饷统共征收一千二百余两，于百姓而言自是严酷盘剥，反观明廷，压力亦不算小。迫于现实，考虑一味剿杀成本过大，崇祯在与阁臣、心腹讨论磋商后，最终定下“剿抚并施”的策略。

实际上，杨嗣昌并不赞同这种做法，他认定对于流寇，只有除恶务尽一条路。最初卢象升受诏北调，推荐候补人选时，杨嗣昌准备推荐第一人选的是现任四川巡抚、以酷烈著称的傅宗龙，但不想熊文灿走了宦官的路子内定了席位，他才临时改荐。

虽然表面上看杨、熊内外同气连枝，但二人的对付流寇的立场其实南辕北辙。熊文灿不善将兵筹谋，短于征战，故此从东南调任至人生地不熟的湖广、河南着实信心不强。崇祯十年九月，他在上任途中路过庐山，与善僧空隐和尚曾经有过对话。当时空隐直截了当说：“公误也。”并以“公自度所将兵足以制贼死命乎”、“然则诸将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连问，熊文灿皆不能答。最后只能当着空隐的面跪在佛像前祈求“抚”策奏效，甚至表示若最终成功，愿意余生削发为僧。但空隐也摇头说出“吾固知公策必出于抚；抚之诚善，顾流寇非刘香比，慎之”的话。

熊文灿本希望以在福建招抚郑芝龙的经验继而招抚流寇，但这样的想法即便是被招抚的流寇，也嗤之以鼻。张献忠就笑着对部属说过“此欲芝龙我也”、“是欲刘香我也”之类的话。他能明白，对熊文灿的心思，杨嗣昌等人也不会瞧不明白。

所以，在朝廷方面主观与客观的双重压力下，熊文灿不可能做到对所有流寇一视同仁，尽数招抚，不得不接受“抚”中带“剿”的现实。但是这种“剿抚并施”的策略却没有一种统一的尺度或者标准，这也直接导致了当下各地主“剿”与主“抚”的管理，包括熊文灿在内各地巡抚基本上都是按照自己的主张分别去“剿”、“抚”。

换言之，一家流寇能否被朝廷接受招安，不靠别的，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私情门路。这也是当初赵当世选择接受张献忠的邀请的关键所在。过了这村没这店，那时候若不接受招安，很有可能就此错过机会。

相对的，流寇中有人被“抚”，就得有人被“剿”。随着刘国能、张献忠、赵当世等大寇先后受抚，明廷取得了楚、豫间博弈的主动权，加之近期陕西的李自成亦势衰，明廷实无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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