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了魏晋志怪、唐宋传奇的传统，加以发展创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寄托了作者的“孤愤”，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毒害，歌颂了争取真挚的爱情生活和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精神。在文言的创作上取得了最高的成就。

并且在乾隆时期，是清朝经济文化发展达到，阶级矛盾也日趋激化的时期。

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适应贵族、大地主，大商人享乐生活的需要，城市工商业也活跃起来，呈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

当时窑业，印刷业，制盐业，纺织业、矿业等的规模和水平已相当可观。

景德镇的窑业工人就将近二十万，广州有一个制茶工场，男女童工达五百人，还开始部分地使用机器。

在这个过程中，东南沿海一带一度被摧残了的资本主义萌芽又开始发展起来。

但可惜的是，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很多地区义表现得不够明显。

而且由于封建势力的阻碍，它的成长过程是很缓慢曲折的。

所以那时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封建地主阶级的扩人兼并，使土地高度集中，不只皇室、贵族、官僚都聚集了巨额的财富，大商号、当铺、票号、银号、盐庄，以至一般土豪富商，也聚集了惊人的财富。

其结果便是土地愈集中，农民愈贫困，乾隆末年，政治已日趋**，贪污成风，当时毕沅为两湖总督，福宁为巡抚，陈淮为藩司，三人朋比为奸。

人们说：“毕沅象蝙蝠，身不动摇，专吸过往虫蚁；福象虎狼，不顾入畜，—概吞噬；陈象老鼠，钻穴蚀物，使人不防。”

嘉庆初年，查抄前军机大臣和珅的家私，估银约十亿两，超过乾隆年检所耗军费时十倍。

包括八旗兵丁既不操练，又不事生产，成为社会上的寄生阶级，整个统治集团生活奢靡，日趋溃烂。

阶级矛盾利民族矛盾亦日益激化，接连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军事斗争，如嘉庆元年发生的白莲教起义，历时九年，活动地区包括川、陕、楚、豫、甘五省。

苗民起义比白莲教起义早一年，起义先后达十二年之久；嘉庆十八年又爆发了天理教起义。

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同时也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此后的道光年间，英国殖民势力的鸦片走私活动更加频繁，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的财源更加枯竭。

特别是道光二十年爆发了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序幕，使中国逐步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

乾隆时期，统治者对文人继续施行高压与笼络的政策。

文字狱案经常发生，据一种不完全的档案材料清代文字狱档》，从乾隆六年至乾隆五十三年，前后四十八年之间，共有六十三起，差不多每年都有文字狱案发生，杀人焚书，成为平常的事情。

但是乾隆牢笼文士的手段也超过前期，乾隆三十六年仿康熙的办法，再开“博学宏词科”，被举者共二百六十七人，实际到京参加考试的有二百二十人。

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征求天下遗书，不但网罗了大量的御用“人才”，而且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大规模地销毁一切反清的以及一些反抗民族压迫、反对封建**的历史文献和其他书籍，企图消灭汉族人民的反清思想和反封建精神。

结果在乾隆三十九年至乾隆四十七年的八年间，被销毁，抽毁和横遭篡改的图书不计其数。

但是也必须指出，这种浩大的图书集中的工作对我国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贡献。

而且在乾嘉时期，考据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乾嘉学派在文禁森严的条件下，逐渐放弃了顾炎武等的治学精神，走上了为考据而考据的道路。

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风是“博学”、“好古”，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风是“实事求是”，“无徵不信”。

他们考据的目的是为了通经，由于他们只是依据汉儒的意见，特别是以许慎、郑玄诸家之说作尺度，所以他们所说的“实事求是”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寻求客观规律是很不相同的。

虽然他们在整理古代学术文化方面有较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冥心追古，脱离现实，淹没于烦琐考证之中，归根到底是为封建统治者粉饰承平。

其中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同情人民的疾苦，对政治比较关心，在他的孟子字义疏证》里，表现了他的进步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

提出了“通情”、“致用”两种主张，以反对程朱理学的观点。

他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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