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几百年间的势力消长，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

所以学者陈英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大方、毕节、黔西、金沙、织金、纳雍等县自清末以来已无黑、白之分，只有威宁、赫章一带尚有此概念。

史继忠的论文则称，到“解放”前夕，纳雍、织金、金沙等地的土目几近绝迹，赫章等处的土目的实力大为衰减，大方、黔西土目尚有残存，只有威宁的土目依然强盛，对比两项研究，可看出土目势力兴衰与与黑、白彝的观念强弱之间的。

这主要是改土归流前，布摩的职业以世袭方式被某一特定的阶层所垄断。

文献中对布摩世系的记载比比皆是，正如大定府志所称“夷语谓巫为补即布，最尊贵，丧祭用之，父子相继。”

彝族源流云：罗氏有七子，罗婺毕任，与毕氏连姻，世代为布摩。

姆阿足布摩，管文化礼仪。不愿作布摩，姆阿足不作祭，勒俄索不作祭，索陇邓不作祭，陇邓阿仇之世，到卧扎女恒，设署苦妥姆原注，署苦妥姆，布摩的座位，更名陇邓阿仇。

布摩的根种，来源都清楚，因而做布摩。

苏巨黎咪亦载

有三种灾难君位虽世袭，让人用武力篡夺;臣位虽世袭，让人用武力夺去，子孙不继承权位，把毕濯丧失;布摩子孙不承袭祖业，维庹按，布摩的一种法具成朽木。

“布摩的根种，来源都清楚，因而做布摩。”对布摩世系的强调，表明这一职业的垄断性，而布摩子孙不能承袭祖业则被视为一大灾难。

这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所形成的观念，在君、臣、布三者秉权的政治结构中，布摩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权力、一种高等身份、一种财富，既得利益者当然愿意世代维持自己的特权，普通人断难通过学习而跻身布摩阶层。

改流后，随着彝族政治制度的崩溃，布摩变成了一种单纯从事祭祀、占卜活动的职业。

除世袭外，一般人也可以通过从师成为布摩，而布摩亦乐于通过收徒获得经济利益。

在田野调查中，我了解到，黔西北的许多布摩都开设类似私塾的学堂，收徒授业。

现就职于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彝文专家、世袭布摩王子国先生称拜师的学费并不固定，他的爷爷办学时，学生们交三块或五块小板，交粮食的也有。

王先生的父亲曾于1963年收过徒，学生每年交40斤玉米。

布摩的学制一般是三年，学的书主要有1、祭天如日月星辰、地山神土地之类和祖宗的书，在彝语中，祖是指父系，宗是指母系;2、祭福禄神的书;3、祭山祭水之类的书等等。

因为要求通背经书，所以三年时间往往不够。

毕业后须跟着老师实习，神位怎样安，法器如何摆，书怎样读，这些都有讲究。

实习合格后，要举行一个仪式设师神位，让弟子跪拜。

然后师傅念先师的名字，说某某学徒已通过学习。

在此过程中，徒弟坐，师傅跪，意即把我师傅给我的神力交过去。

彝人用酒通天地，祭祀时不烧香烛纸钱，但要将酒倒在地上。

经过这种仪式后，该弟子做法事滴酒时便有先师助威。

出师后，师傅会送弟子一些书或让他抄一些书，弟子在自己家中设师神位，且每年都要祭书。

世袭布摩不需要举行出师仪式，因为自己家中已经有师神位，有神力。

幕史出师亦不必举行仪式，但每年祭书如布摩。

我在赫章县雉街乡还了解到，有的徒弟因为学习时间不够等原因没有得到师傅的经书，其法力与威信大打折扣，只能做一些小事，遇到做斋等大事时没有人会请他们。

王子国先生称，布摩的所有儿子都可以参加学习，但要进行列标准进行检测，遴选一个合格的传人。

所以做个简单的总结的话，就是本文主要利用彝汉文献及一些学者的田野调查材料，给大家展现了一个拥有自己的文字、礼仪制度和政治法律传统的非汉族社会。

随着中央王朝的开拓与渗透不断深入，特别是改土归流以后，其权力结构的变化过程。

尽管元、明王朝在黔西北建立了土司制度，但以则溪制度为核心，君、臣、布三者秉权的彝制仍然有效地运行着，自明初以降，朝廷的各种边政措施以及移民潮流逐渐对彝制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君长之职由轮流更替变为父子相传，汉人跻身“勾”政权等即是彝制因应新势的重要例证。

“勾”政权在康熙三年1664的军事征剿中被瓦解，但清王朝并不能彻底抛弃彝族制度，主要表现在府、州与里甲都是在则溪区划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土目在地方社会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改流后土目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但有权势者仍乐于自称土目，反映了土目这一名称所象征的权威与荣耀并未因改流而消失。

官府在制度上未曾明确承认过土目的地位，但在很长时间里，实际上容许他们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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