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和那两位“太后”的内心充满恐惧！

当他们走进了国民革命军把守着的“北府”大门，进了溥仪亲生父亲载沣带着自己儿子进去的屋子后，溥仪环顾了一下这个由皇宫降到王府的地方，心中又充满了悲愤和仇恨。

这种恐惧和仇恨，从看见国民革命军代表送来的“大总统令”起，在两位“太后”的竭力鼓动下，就在年幼的溥仪心里燃烧着，进了“北府”，更加炽烈起来。溥仪一刻不停地寻思着，如何能逃出国民革命军的监视，尽早远走高飞，准备复仇。

溥仪临出宫以前，曾叫人送信给宫外的那些“股肱之臣”，让他们从速设法营救自己脱离国民革命军的掌握。这时，溥仪的“股肱”们都不在他的身边，他们奔走的结果如何还不知道，外边的消息全听不见，而溥仪却是急于想知道当前处境的危险程度，想找人商量商量当前应采取的对策。在这种情势下，溥仪的父亲让他感到了极大的失望。

他比溥仪还要惊慌。

记得那天他就没有沉着地站过一回，更不要说安安静静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言地走来走去，就是慌慌张张地跑出跑进，弄得空气格外紧张。后来，溥仪实在忍不下去了，请求地说：

“王爷，坐下商量商量吧！得想想办法，先打听一下外面的消息呀！”

“想想办法？好，好。”他坐了下来，不到两分钟，忽然又站起：“载洵也不露面了！”

说了这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又来来去去地转了起来。

“得打听打听消息啊！”

“打，打听消息？好，好！”他走出去了，转眼又走进来：“外边不，不让出去了！大门有兵！”

“打电话呀！”

“打，打电话，好，好！”走了几步，又回来问：“给谁打电话？”

尽管溥仪登基的时候满清很快就灭亡了，但从小在那种环境之中长大，虽然才只有十三岁，但溥仪却还是显得非常唠叨。

他看实在没办法，就叫太监传内务府大臣们进来。

内务府大臣这时溥仪身边只有绍英一个人。荣源住进了外国医院，治他的神经病去了，耆龄大概是忙着处理太监、宫女的问题，剩下来的绍英，他的情形比“王爷”好不了多少，一个电话也没打出去。

幸亏后来其他的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陆续地来了，否则“北府”里的慌乱还不知发展到什么地步。

庄士敦在傍晚时分带来了令溥仪安心一些的消息：经过他的奔走，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曰本公使芳泽等人已经找到国民政斧代表，提出了“抗议”，王正廷向他们作了保证，溥仪的生命一定安全。

这个消息对“北府”里的人们起了镇定作用，但是对于溥仪父亲，好像“剂量”还不足。

溥仪在一间大客厅里接见了那些赶来见自己的“大臣”，那间屋子挤满了满洲贵族和内务府的官员。

溥仪的第一个任务，是说明公使拜访外交部的结果。他们已经从载涛那里知道了那天早晨在荷兰使馆进行的磋商，所以，他们自然急于要知道以后的情形。他们全神贯注地听溥仪说话，只有醇亲王一人，在溥仪说话的时候不安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显然是漫无目的。

有好几次忽然加快脚步，跑到溥仪跟前，说了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他的口吃似乎比平时更加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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