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总会，是英军官兵寻欢作乐的地方。

沈弼的嗜好是沙漠狩猎，沙漠中有一种黑背豹，擅长跑。

沈弼特意买了一匹阿拉伯马，马名叫乌尔兰，乌尔兰不是英国人眼里的骏马，但适应沙漠的干燥气候及灼热的流沙。

沈弼常常单人匹马，烈日晒得他像非洲人一样黑。黑背豹很少遇到，沈弼常骑马作横穿大沙漠的冒险。

“我用18英镑买下了那匹阿拉伯马。6个月之后，我被调到别的地方去。我把那匹马卖了，得回20英镑，在6个月内获利10％，很不错。那是我平生第一笔成功的商业交易。”

1948年，沈弼退役回国，发现英国的一切都死气沉沉。军戎生活使沈弼的心变野了，他怀疑自己是否能安下心来上大学。于是他选择了就业。

选择什么职业，沈弼却一片茫然，他父亲是英格兰银行职员，但这对沈弼的抉择及日后的发展影响都不大。吸引他作出抉择的依然是东方。

“到远东去？到远东去！”英政府鼓动青年的口号，在二战时冲淡了许多，依然魅力不减。

一天，沈弼在地铁车站邂逅军营中的一位老友，两人去咖啡店叙旧。沈弼说起他正在找职业，老友说，香港汇丰银行正在伦敦招聘职员。

沈弼喜出望外，他一直向往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大国华夏。

他立即去汇丰银行伦敦分行，马上就被聘用了。见习期的月薪是二十英镑，不算太低。

前不久，汇丰大厦尚未竣工，沈弼在香港英国海军部中心的临时大班办公室，接见记者采访时说：

“当时，这家银行急需聘请人员，补充人手的不足。战争期间，这家银行的人员损失10％以上，幸存下来的许多人员因年老而退休了。我前往应征，接见的情形比今天随便得多。当时要我回答的问题，同我猜想今天要求职者回答的问题相比，简单得多了。”

沈弼在另一场合又说：“当时他们没有间我的学历，按今天的要求，我是根本没有资格进汇丰的。大概他们猜想像我这种年纪的年青人，不可能拥有牛津大学的文凭，也许是我参过军，有比较丰富的人生经验，所以他们未将我拒之门外吧。”

在格雷斯丘奇街的伦敦分行受训6个月，沈弼登上一架飞往香港的水上飞机。

飞机白天飞行，晚上降落在航程中的城市。飞机共飞了5天，当时的感觉，认为快得令人难以想象。

飞机于1949年5月31日降落在启德机场，正是他二十二周岁生日，真是惊人的巧合。

在机场，在沿途，处处可见内地来的战争“难民”。他们的衣着，大多还算体面，可神色，个个愁眉苦脸、惊惶且迷茫。

汇丰银行的员工宿舍在山顶种植园道的英式洋房。

4个月后，沈弼被派往日本横滨的汇丰分行。

当时，日本处于盟军的占领，英国也是盟国之一，汇丰的英籍职员名正言顺受到盟军的优待，他们的物资供应均来自美国，并可免费乘坐火车，并进盟军俱乐部享受奢侈生活。

日本人的处境使沈弼感到痛心，东京一片废墟，粮食紧张，每一个西方人身后，都会跟随一大群乞讨的人群。

日本还有希望吗？连“大上皇”都不是很有信心。

沈弼回忆道：“当时日本整个国家患了炮弹休克症，毫无生气，像一具死尸。”

横滨分行几乎没什么业务可做，当时所有的外国银行都不敢贷款给日本人，认为钱贷出，就像给患绝症的人买几片镇痛剂，无济干事。

韩战爆发，日本经济死灰复燃，出现奇迹。银行加速运转，如润滑剂启动日本经济的巨轮。

沈弼在日本呆了4年，亲眼目睹日本这个经济巨人率先在东方站起。

“东方人并不愚蠢，他们在许多地方优于西方人。”这是沈弼在日本获得的印象。

1956年，沈弼任出口部经理。1967年再次提升为会计部主任。

他先后两次派在海外工作，回来都得到提拔。

与沈弼同一年进入汇丰，后来任汇丰副主席的鲍约翰回忆道：“汇丰是一家很看重能力的银行，不像英国国内的银行那么看重文凭。我与沈弼都是行武出身，点滴经验都是实践中摸索出的，战后汇丰的发展很快，不断扩充新人，像我们这批稍老的职员，只要干得好，

就有提拔的机遇。”

沈弼在进出口部从事押汇业务，他对香港的工业家如何从海外进口原料，加工后，又如何返销海外市场了如指掌。

当时很多华人工业家，求助沈弼贷款给他们办厂。对香港地区的投资，归项目经理负责。

但对申请贷款人的信誉，沈弼的态度起关键作用。沈弼不像某些职员那样，对华人待有偏见，他以在日本所见的事实，来说服同事对东方人修正看法。

在这点上，沈弼与项目经理桑达士颇为接近。后来桑达士升为汇丰大班，沈弼又与桑达士的后任紧密配合。

沈弼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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