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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民国六二十五年(1936)(3/6)

作品:《民国清流.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鲁迅式的“辛辣干脆、全近讽刺”与周作人式的“湛然和蔼、出诸反语”,是散文多样风采中的两种风格,孰好孰次,难以说清。胡适早在1922年《文学革命运动》一文中,就肯定了周作人的散文成就:

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作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胡适的话,即使现在看,也基本是符合事实的。可惜的是,即使今天,还有不少文学史家,仍视鲁迅的散文为唯一正道,故意贬低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等人的散文成就,这恐怕不是审美的偏差,而是鲁迅独大的政治意识在作祟。

有不少文章说周作人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阀准备用武力征服中国之际,躲进“苦雨斋”无动于衷,却伏案写作,“专谈风月讲趣味”。

周作人在“苦雨斋”里写文章,这是事实。但并不谈风月。对此,他在1936年11月出版的《瓜豆集·题记》中说:

有好些性急的朋友以为我早该谈风月了,等之久久,心想:要谈了罢,要谈风月了吧……其实我自己也未尝不想谈,不料总是不够消极,在风吹月照之中还是要呵佛骂祖,这正是我的毛病,我也无可如何。

躲在“苦雨斋”里,寂寞着,但又不是“谈风月讲趣味”,那能干什么呢?作为“五四”那代人且为骨干的周作人,不关心政局、不触及时事是不可能的。

1934年9月2日,周作人从日本返回北平。第一件事是访亡友刘半农的夫人。周作人去日本途中,刘半农在西北调查方言,不幸染回归热,回到北平后医治无效亡故。等周作人到东京,才从友人那里得到此讯,闻之怅然若失,悲痛欲绝。夜深人静之时,周作人想起自己在《人间世》杂志上发表《五十自寿诗》时,同期还有刘半农的《双凤凰砖斋小品文》一文。他记得刘半农在《题记》中写道:“昔苦雨斋老人得一凤凰砖,甚自喜,即以此名其斋。今余所得砖乃有双凤凰,半农他事或不如岂明,此则信之矣。”

没多久,他们二人还在《论语》上以诗相和。刘半农诗为《自题画像》,云:

名师执笔美人参,画出冬烘两鬓斑。

桐眼注明劳碌命,评头未许穴窬(,指门边的洞——引者)钻。

诗文讽世终何补,磊块横胸且自宽。

蓝布大衫偏窃喜,笑看猴子沐而冠。

周作人记得十七年前,初见刘半农时,刘半农脚穿灰蓝缎帮鞋,钱玄同戏称此鞋为“鱼皮鞋”,遂和刘半农诗曰:

宝相庄严许拜参,面皮光滑鬓毛斑。

眼斜好显蛾眉细,头大难将狗洞钻。

脚下鱼鳞方步稳,壶中芝豆老怀宽。

布衫恰是新章服,抵得前朝一品冠。

刘半农与周作人的诗,各画了一张肖像图。刘半农为自己,周作人为刘半农。皆显其形、其神魄。两位老友唱和间的嬉笑、诙谐、戏语,掩不住感情笃深。往事似烟,周作人每每想起,总不禁潸然泪下。

周作人到北平的第十三天,参加北京大学举行的刘半农追悼会。周作人沉痛致悼词:

其一是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其二是半农的杂学。他的专门是语音学,但他的兴趣很广博,文学美术他都喜欢,做诗,写字,照相,搜书,讲文法,谈音乐。有人或者嫌他杂,我觉得这正是好处,方面广,理解多,于处世和治学都有用,不过在思想统一的时代,自然有点不合适。

周作人从人格和学问上极恰切地总结了刘半农的长处,表达的也正是自己看重老友的地方。

周作人一生,不断地送故人离去。徐志摩济南空难后,周作人写文章悼念这位与自己并无深交,甚至有笔墨交锋、相互讥讽的过世故人。他在《看云集·志摩纪念》中,为“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的徐志摩表达了敬意。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周作人在好友李大钊就义时震惊、哀痛的情景。当《顺天时报》发表文章肆意向李大钊的英灵大泼污水时,周作人愤怒了,连续发表《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等文,捍卫李大钊的一世英名,说他是“以身殉主义”的高风亮节之人。文章正气凛然。周作人还与胡适等人保护李大钊遗孀、遗孤,心中还惦记着李大钊文集的出版。

在“三一八”殉难者追悼会上,周作人也来送那些并不相识的年轻人,他献的挽联曰: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读周作人上面的文字,依旧可见到新文化运动以来文人身上的温暖和真诚。

周作人在“苦雨斋”,也并未与外界隔绝,他时常会与文学界所谓的“京派”圈子保持联系。查1934年9月22日周作人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午往丰泽园赴《大公报·文艺副刊》之招宴,到者杨金甫、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梁实秋、余上沅、郑振铎、沈从文等。

这些被称为“京派”的文学圈子里的人,有的是周作人的朋友、学生,有的是后进的新人。有的一直亲密相处,如俞平伯;有的曾有过碰撞,如梁实秋就与他有过“丑的字句”的争论。朱自清在谈到这场论争时说:“梁实秋氏主张有些字不能入诗,周启明氏不以为然,引起一场有趣的争辩。”

“丑的字句”争论刚息,梁实秋又多次著文,批判“五四”文学“浪漫的趋势”,周作人就是被批评者之一。但这纯属文学观念之争,并没有像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关于“革命文学”论争时,搬出十八般武器。周作人与梁实秋在争论中,照样可以做朋友。比如,梁实秋特邀周作人到清华文学社做文学演说。周作人觉得梁实秋对“五四”文学浪漫主义的批评有道理,则由衷折服。梁实秋办《自由评论》,周作人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

经常与友人交往、讨论,“苦雨斋”也不是凄风苦雨中与世隔绝的深山古寺。周作人的寂寞,是一种文学创作的状态。夸大了这种寂寞,说他在入世与出世间苦苦挣扎,或硬与世界观相挂,往往会远离真相。

周作人是关心社会,触及时事和政局的。

就在周作人刚从日本返回北平不久,在痛苦追悼亡友刘半农之时,他仍关注时事、国事。他曾在写给曹聚仁的信中,大谈日本入侵中国的形势,“榆关事起,平津骚然,照例逃难如仪”,指出“中国大难恐未有已,上下虚矫之气尚甚”。并对国人对待中日交战充斥着“国粹的狂言与八股言论”表示担忧,“即军备也是大刀队可胜于空军,打拳可敌坦克”,认为这是缺乏理性的危险态度(《跋知堂两信》)。

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信的观点,与同时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全国震惊之后》的观点,很接近。胡适批评曰: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强敌,“我们的一切法宝:口号标语、精神文明、宝华山念经、金刚时轮法会、‘太古式’的军备与运输”是抵御不了的。与周作人批评国民之“大刀队可胜于空军,打拳可敌坦克”的轻敌思想相近,指出非理性的轻敌之论,是抵御不了日本侵略的。

此外,周作人还参与胡适与“子固”关于御敌的争论。一位署名“子固”的人发表文章,不赞同胡适提出的抵御外侮,非“依靠自己”“长期拼命”谋自身的现代化的“自救”主张。而大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维系并且引导我们民族更向上的固有文化”,才是救国之道。周作人站在胡适一边,写了一篇《西洋也有臭虫》参加论战,批评国难当前大谈复古老调的现象。周作人保持了一位“五四”的老战士的清醒。

周作人还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形势。从报上见到希特勒派军警捉同性恋者,于是写《关于捉同性恋爱》一文,从希特勒烧性书,驱逐犹太人说开去,由此及彼,又谈到希特勒“冲锋派清党”,继而笔锋一转,说道:“中国又何尝有批评德国的资格,我们说这些闲话岂非不自量乎?”

关于欧洲战事起,“妇女参战”的问题,周作人也感兴趣,忍不住撰写《关于孟母》一文,“女军人与殉难的忠臣一样,我想都是亡国时期的装饰,有如若干花圈”,表达了他的反非正义战争情绪。

1936年年初,周作人与胡适有过一次关于人生哲学与态度的通信讨论。是年1月9日,胡适致信周作人,重申“多事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的人生哲学。介绍“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欢喜施与’”。

胡适此信,是回应周作人曾写信劝胡适凡事不可太热心,“汔可小休”的,故胡适在信中,反过来又说周作人,“吾兄自己也是有心人,时时发‘谆谆之言’,但胸襟平和,无紧张之气象,故读者但觉其淡远,不觉其为‘谆谆之言’”(《胡适往来书信》)。

胡适算是了解周作人的,但周作人对自己的解剖,似比胡适严峻。同月,周作人写了《自己的文章》,谈到自己文章和为人处世的矛盾:

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又或有人改换名目称之曰闲适……闲适是一种很难得的态度……惟其无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扰扰,只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此所谓闲适亦即是大幽默也。但此等难事唯有贤达能做得到,若是凡人就是平常烦恼也难处理,岂敢望这样的大解放乎。

“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大都有焦躁心态,文化也带一股焦躁之气。而周作人等人追求的平淡闲适之气,即胡适所说的“淡远”“平和”之气,绝非是一种对现实逃避,而是一种超越,一种对现实更清醒的把握。即便从道德、事功角度去看,闲适淡远的境界也是体现着随缘任运的明智和“以物观物”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