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兴衰变迁，自始至终，都归于某一秉性：

个体与整体利益之冲突。

亿万年的自然演化，塑造了生命，使得任何生命形态的一举一动，都为自身生存而服务；

在人类，这种诉求被称为‘利益’。

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体，从生到死，无不在为自身利益的实现而运动；

任凭时代如何变迁，这情形，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

一个人单枪匹马，独力面对喜怒无常的大自然，自己动手劳动，并天然的占用全部劳动成果，成效低下，而一群人组织起来，协同合作的对抗大自然，才更有效率，更有前途，社会因此出现，延续至今。

然而与一个人的劳动相比，协作所得的成果，却会催生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如何将这些成果，在全体参与者之间，加以分配。

这问题，在一个人单枪匹马挣扎求存时，并不会有，自身劳动的所得，即是所获的利益，简单清晰，毫无争议。

但是在一个组织，一个群体，乃至一个文明之中，置身其间的个体，很容易就会发现，要获得利益，与参与协作，这两者之间并无一条颠扑不破的联系，进而，意识到要获得利益，并非只有自身参与劳动这一条路。

成果与劳动，无法绑定，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现实。

劳动者的成果，没有任何客观规律能够保证，一定为己所得，实际情形完全视现实而定。

‘能拿到的人，便能拿得到’，不论交易、借贷、骗取乃至盗窃，总而言之，一切全凭实际，没有任何手段可以遏阻这种现象。

劳动，未必有所得，不劳动，也未必无所得，一个群体长此以往，是决然无法维持的。

正因如此，古往今来一切组织体系，皆有‘规则’，通过种种手段来确保劳动者能占有其成果，至少是部分的占有，否则，任何个体的最优策略，绝对会是不事生产、专注掠夺，最终令群体无以为继，最终灭亡。

然而另一方面，必须看到，任何有能力、也有意愿制定并维持‘规则’的存在，也必然有自身利益的诉求。

将掌控的力量，用于维持‘规则’，永远不是其最优策略，

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则是凭借这占据优势地位的力量，占有他人的成果，巧取豪夺。

最终，任凭人类如何努力，如何觉醒，起来反抗甚至推翻压迫性的制度，却始终无法动摇这一客观现实的基础，始终无法挣脱文明及其自身的宿命。

时至今日，这一致命性的矛盾，已经发展到危在旦夕的极致：

管理员，掌控割据势力的‘上帝’，一方面坐拥人类文明积累至今的全部财富，另一方面，又凭借划时代的技术，将同类彻底抛弃，视其为浪费资源的废物，认为其毫无利用、压榨的价值，甚至被归为‘活的垃圾’。”

管理长的话，振聋发聩，听起来完全是一种控诉，令方然心有戚戚。

“事态，是清楚的，只要社会、文明的定义，是成员间彼此利用、压榨，是群体中每一个体为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的竞技场，正如亿万年演化所塑造的这般模样，那么，在当今时代，足以令某一个体掌控全世界的生产力水平下，人类文明，便无论如何都无法存续。

这种‘无法存续’，并非某一个人，某一个管理员的主观抉择，而是客观上不可能，即便动用庞大资源，维持表象，也只是一具徒有其表的躯壳。

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滨海边疆大区，正是如此；

念及至此，尤让我感到悲伤。”

文明，无法存续，这一判断的理由貌似深奥，方然却听得清楚明白，这正是自己多年来苦思冥想的结论。

当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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