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三刻，大明群臣们终于熬到了崇祯二年元旦大朝会的结束时刻，又一次在礼部官员和羽林卫殿前司的指引下，按照之前排定的顺序，鱼贯而出，来到午门外的广场上，跟据官品职务的大小，多少不等地领取了赏赐，分到了朝廷的祭品。

内阁阁员和军机大臣们的赏赐，当然不需要到午门外的广场上去领取，一人一千枚崭新的崇祯银元，一人十匹上好的丝绸和棉布，早已备好放到了每个阁臣的值房中。

当所有大臣、使节都离开之后，崇祯皇帝也给身边的御前侍从武官们，发放了过年的赏赐，并给他们放了个大假，愿意回家的就回家，不愿意回家的发双饷，好好地过上一个年节。

包括那些在在京的西洋传教士，不管是已经在大明京师各个衙门里任职的泰西诸夷，还是在辽东军前效力的红毛鬼子，也全都在赏赐之列。

这个年代里，西方的耶稣会传教士和退役军官士卒，以及泰西工匠技师，在大明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

甚至可以说，他们在大明重整军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在这些人的心中没有多少祖国的概念，对于耶稣会传教士来说，他们的一生是献给上帝的，为了在中国推广他们的传教事业，他们很愿意为大明的朝廷服务，将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传授给中国人，主观上虽然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却起到了促进中国技术进步的效果。

而那些怀揣着发财梦想，前来东方闯荡冒险的冒险家们，主要是由一些退役的军官士兵和远洋水手们构成，这些人即使在他们的本国，也是生活在法律的边缘地带，根本没有什么祖国的概念，只要多给赏赐，厚给饷银，他们就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掌握的技术，交给那个时代的大明士卒和工匠。

而当时明朝的统治阶层，上到皇帝，下到士大夫们，也还没有如同后世满清那样形成闭目塞听的臭毛病，他们对于西方先进的知识和技术，都怀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态，能吸收的一概吸收。

远的不说，就说性格执拗、脾气古怪的嘉靖皇帝，他在湖北的内陆地区长大，后来又一直身居大内，要说他有多么高远开阔的全球视野，那是纯粹的瞎掰。

但就是这样一个皇帝，听说来往于大明东南沿海的葡萄牙人商船之上，拥有比大明更加强大的火炮之后，立刻就下令广东巡抚想办法搞过来几门进行研制、拆解和仿造，这就是大明佛朗机炮的来历。

这样的佛朗机炮，一共仿造了九万余门，遍布于大明沿海卫所和水师战船，后来更是推广到了九边沿线。

即便是天启皇帝这样一个生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书都没有读过几天的皇帝，听说西方人又有了威力更大的红夷大炮，也很快就同意派人前去采购，然后部署在了京师和辽东前线。

袁崇焕之所以能够在宁远屡次建功，没有天启皇帝下令购买的红夷大炮，他再有本事，也很难在凶险的辽东前线建功立业。

而当时西洋传教士和葡萄牙籍退役军官在大明军中生活战斗的人数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几百个之多。

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是明朝皇帝与满清皇帝之间最大的区别之一，是不是真的把脚下的土地当成是自己的家园，是不是真的把华夏民族的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面，比较一下，就一清二楚了。

满清的皇帝之所以没有这种开放的心态，是因为他们不是汉人，至少他们是有私心，他们把自己满族人利益凌驾于整个华夏民族的根本利益至上，不光是以整个天下供奉一人，而且是以整个中华供奉一族。

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私心在作祟，所以他们害怕文明的进步，特别是军事技术的进步，担心新式枪炮火器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威胁到他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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