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以为发现了大秘密的王陵基，在黄浩然乘车离开朝天门码头后，立即找来侄子唐勇炜，让他赶往宜宾，想方设法混入黄浩然的团体。

“你要记住，现在是接近黄浩然的最好机会……虽然他接管了宜宾五县，但毕竟是个外来户，根本不懂四川的规矩。黄浩然很快就会发现，他要想在这里站住脚，就必须倚重川中人物。此时你带着部队送上门去，即便是查出了你和我的关系，你也是他丢不起的马骨，为了不寒了后续投奔者的心，他只能重用于你……”

四川省内复杂的局面，是王陵基这样做的底气。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一个四川本地人引路，任何人都不可能看清天府之国的真正面目。

刘湘死后，四川省脆弱的军政系统已是摇摇欲坠，军阀们私下开始重启“防区制”。

而“防区制”，正是四川军阀二十年混战的起因。

民国初期，四川军阀之多，割据时间之长，混战之频繁，为害之大，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然而，恐怕几乎没人会想到，这丧尽天良、罪恶累累的军阀混战竟然是“合法的”！

这“法”，就是从1918年摄行四川军民两政的熊克武颁布起，直到1934年刘湘统一四川军政后才结束的四川军阀“防区制”一部四川大小军阀之间划分势力范围、各自进行军阀割据鱼肉百姓，乃至兵戈相向、血肉混战的“吃人游戏规则”。

“防区”，原本指各军的驻防区域。但四川军阀的“防区”却远远超出了军事方面的意义，俨然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军事独裁王国。1918年，熊克武决定按各军驻防地区，划拨地方税款，由各军自行向各县征收局提用，作为粮饷之需。四川军阀防区制由此形成。

在防区制下，各县市的驻军、行政和财政权力，全部全部由驻军把持，驻军在该地区可以自行委派官吏，自行收税，自行扩编部队，而省政府视为合法。虽然“防区制”作为一种法令，原本是四川军阀避免相互兼并和争斗，确保各自地盘和势力而相互协调妥协出的“游戏规则”、“君子协定”。既然各自有“防区”，那么别个来“侵略”，我反击甚至于追击，似乎就是“依法行事”了。所以在无尽的贪欲与残暴驱使下，各军阀为了扩大或夺取更富庶的防区而不断进行混战，防区制期间他们或单挑、或群殴，大战小战达400余次，四川百姓无辜罹祸，死伤无数、损失至巨。

另一方面，取得防区的军阀，也怕刚得到的防区一不注意就会被别人夺去，因而想尽办法从防区压榨出大量的钱财，供自己扩充实力和享受，甚至出现民国24年收税已经收到民国100年以后的怪现象。

防区制时期，实际上是四川现代史上的一个最黑暗的时期，也是烟毒最为猖獗的一个时期。当时，四川军阀为暴敛财富，制造了最为惊心动魄的“壮举”就是强迫农民弃粮种烟。当时种烟的农民都有烟捐，此项烟捐系按照窝数计算，每一窝烟苗一般征收烟捐大洋二角，叫做“窝捐”。四川各驻军迫令农民种烟，到收获时，以贱价收买，甚至强迫劫取，然后转运各地，公开贩卖。

四川军阀为劝农民种烟可谓想尽各种办法，如农民缺少烟种，他们就从别处运来散发给农民;如缺乏种烟的资金，就提供给农民贷款，本利以鸦片烟折算尽管各地军阀想尽各种办法劝农民种罂粟，但还是有很多农民不愿种捐税既高，又极毁地力的罂粟。军阀们在劝种不成的情况下，就采取勒种、迫种的办法，强迫农民种烟，对拒种罂粟或拒交高额税金的农民甚至动用武力进行镇压。农民不愿种烟，就说农民懒惰，课以处罚而完的税叫懒税。在雅州（今雅安），军阀政府规定，每10亩地必须有3亩种罂粟，否则将科以罚金，并加以拘禁。除此之外，若农民种粮而不种烟，第一年完三年的税；第二年再种粮食，完五年的税；第三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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