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依旧对铸币钱息喋喋不休的魏忠贤，毛文龙心中却想，要想实现自己带领孤臣党站在朝堂顶峰，控制大明命运这个目标，自己必须寻求赞助，那就是这个现在被皇上当枪使唤，用以在东林党中夺回皇权的阉党，将这个已经权势长成的团体拉在自己的阵营之内，联合起来对付东林。这样一来，不但减少了自己的一个敌人，而且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那将是事半功倍，在自己和阉党两面夹攻之下，东林想不逝世都不行。

联合阉党共同战斗，还有一个利益，那就是利用阉党在民间的恶名声，让他当自己的一把枪，那些得罪人的活，就让他往做，而自己就站出来做个好人。等将来东林倒了，自己再跳出来，义正言辞的将这个祸国殃民的奸党一举铲除，到那时候，才干真正实现自己复兴国家的愿看理想。

比如说眼前，自己给魏忠贤下了一个套儿，让他背上了巨额的债务，有清偿务的日子会让人发狂的，所以他必须想尽一切措施弥补上这个窟窿，毛文龙就筹备利用这件事情，来实现自己对已经壮大起来的工贸易征税的目标。

征收工商税，才是真正转变大明财政，摆脱百姓，确实的说是农民宏大税赋徭役的根本做法。

史学界常强调：重农抑商是明朝末年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若非如此，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早就在五六百年前实现了。

而事实上，到了明朝中后期，商人阶层已经猖狂逆袭。各地著名商帮迅速崛起，而他们的代表商人权势如蝗虫般占领朝野，而朝廷对这些利益紧密勾结在一起的官商毫无措施。

官商勾结，最直接的路径是官商一体化。到了万历年间几乎到了“无官不商”的地步。东林党重要成员大多为中小商人家庭出身。与此同时，四分之三的进士、举人家族中有从商的背景。

而推波助澜的是大明养士的规矩，规矩是好规矩，但被弄走了样。这些士子举人在取得功名后，按照规矩，凡是他名下的田产产业都不再上缴一点赋税，所以，商人百姓，全部极力的投献他们，肥了士子阶层却掏空了国朝的收进，如此往复循环，大明的财政不溃败就出了鬼了。

而在得到宏大投献收进之后的士子，开端用各种手段上升，终极走向仕途，在当时税率已经很低，成果这些人还不满足，还偷税漏税，朝廷文官通过诋毁商税征收，将税费把持在极低的程度，他们以堂而皇之的理由挖着朝廷的墙角。

明朝后期一个“怪现象”是，这个国家不能加征农税以外的任何一种税收，否则必定会被商人在朝堂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反对，而且这样的抵制运动，几乎百分百成功。

万历年间，在反矿监税使的“奋斗”中，东林党人表现尤为突出，各级官员上书不断。：“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不言利，只言义”、“不与民争利，躲富于民”，所谓微言大义，这两句话成了秒杀一切加税“谬论”的超级大杀器。

可怜明朝政府口袋的钱本就未几，却还要遭遇偷漏税的打击。明朝中后期，偷税漏税行动甚至得到官员勉励，他们认为，只要征点东西可以交差就行了。成果一个贸易最繁荣的金华，每年收税只有七两，连官员的俸禄都不够，简直就是赔钱。

而全国的年工商税收不过三百万，而到崇祯上位，东林复兴，全部大明的贸易税就几乎为零了。

成果天灾不断，战斗扩大，骚乱爆发，这一切都需要钱，于是，崇祯就不得不开征三饷，不得不一再增长农民百姓的税赋，如此就进进了向逝世亡狂奔的恶循环。

所以，向大明已经壮大的税收大海商人工厂主征收税赋，这已经是毛文龙的既定方针。

但这件事情由自己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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